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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于唐晋源头之尧唐肇启

    2018-08-03 17:13:34    浏览:0    回复:0    点赞:0

    游走于唐晋源头之尧唐肇启


      唐,可视作中国的别称;晋,则是山西的简称。而我的家乡翼城,以蕞尔之地,凝结一个国度的精神符号,并兼具一省简称的渊薮,这是何等绵长而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给家乡带来了何等的荣耀!

      我用心灵在史籍中、用脚步在实地中游走于唐晋源头,灵魂常常震颤不已。


    1

    尧唐肇启


      1991年5月11日,在翼城小河口水库东北岸的枣园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先民遗留下来的灰坑,属于半地穴式的房子。1994年被考古界命名为“枣园文化”。它是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化的前身,属于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从中出土的陶器有钵、盆、三足盂、小口壶、蒜头壶、陶锉以及石器等,印证了翼城这片土地,早在7000年前,先民已经从山地迁移到平川生活。这一发现,至少将翼城的历史向远古推进了约2000年。


      我就从这个半地穴式的“房屋”潜下去,穿越时空的那头,去探究先民的生活。但是时间跨度毕竟太大,犹如一块清晰的玻璃被时光的污垢涂抹了一层又一层,当我抵达时,才发现那里除了山川依旧,其它的一切都显得模糊不堪。隐约间,我看到先民衣衫缕,手持木棍,在东山一带成群结伙地捕猎,然后茹毛饮血以充饥渴;他们赤着脚下到浍水中捕鱼捞虾,然后将其活剥生吞。他们发现了某种草的籽实可以食用,掉在地上可以再生长出来,便观察其生长期,在春天的时节,手持木棒、石器豁开土层,将籽实埋进去,任其生长,成熟时收获起来,作为捕猎不足的食物补充。这是原始农业的肇始。他们还把捕猎过剩的食草动物暂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便是家畜饲养的起源。有一天,河滩上的胶泥被日光暴晒得卷曲起来,又恰逢一场山火烧过,胶泥卷被烧烤得坚硬如石。大火过后,他们将坚硬的胶泥卷捡拾起来,居然能从河里舀水,还能放在“屋中”盛水,这就大大方便了生活。后来这些被自然烧成的胶泥卷破损或者被毁坏,就自己捏制、烧造,一遍一遍的实验,终于烧成了被后人称为陶器的各种用品。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生活质量随之大为提高,其进步程度可与现代电脑的发明相媲美,为此,整个部落为之欢呼雀跃。

      先民们由是在大自然面前找到了一点自信,但随着人口增长,山区已经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便成群结伙开始向西部的丘陵、平川地区迁徙漫溢。他们在土崖上凿洞而居,从而制造了窑洞,或者在平川区的地面挖出一个深达几尺的圆穴,然后在上边用木棍支架,茅草搭顶,让人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更让人类有了精神坐标般的归宿。这便是房屋的发明。从此,这一带的先民发展起了远古特有的手工业——制陶业。所制造的陶器,如考古学家田建文所言:“枣园遗址制陶轻薄得体,高低大小适中,色泽古典朴素。翼城地区枣园人的制陶业非常发达。”从这专家的评语中,我们可喜地发现,先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审美观。

      我捡起一片破碎的红陶片仔细端详,眼里便开启了翼城历史文化的一扇大门,大门里走出了人类童年蹒跚的脚步。我听见这脚步声一路向西、向南走去,走遍了晋南大地,在各处留下了星火般的遗迹,如翼城境内的北撖遗址、西石桥遗址、感军遗址、南石遗址等。这种脚步的移动,不仅加强了各部族文化的交流,而且使晋南地区成为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晋南的先民,以其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引领了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但我,还是觉得先民的脚步极其缓慢。在半农耕、半狩猎的蛮荒时代,即使走过一千年,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谓微乎其微。我在赞叹先民为延续社会发展而滋生的惊人探索力和创造力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

      其后,翼城一带经历了漫长的难以感知的历史空白期。直到一个人的来临,才使历史得以再现,而且一下让这方热土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名垂史册。

      这一天,大约是4500年至4300年前某一个朗日照耀的日子。我恭肃地朝北站立,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如何称呼、从何而来——那时候所有的人名、地名、以及山水之名,都是等到一千年后出现了文字、后人叙写历史时才起下的。听说他生于丹陵,而我县的北面有丹陵山(又名丹子山),旧志说他生于此,在我的意念中,他应该是从那里走来的。他步行着——当时人们还不会造车,马匹也没有引进来,当然一定是带了随从,风尘仆仆一路走来了。他是一位英俊少年,身长十尺,面色红润,额角突起,眉毛八采,下颔丰满,才识过人,一看就是一副帝王贵胄之相。我被他的威严慑服了,急忙在史书中查找这个人。史书告诉我,他叫尧。尧,犹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远——我知道,伟大的人物才配享这个名号。司马迁说,尧出生于高贵的帝统,他的父亲是帝喾,而帝喾的爷爷是玄嚣,玄嚣的父亲是黄帝,都是大名鼎鼎的上古人物。帝喾娶陈锋女,生放勋(即尧);娶娵訾女,生挚,就是尧的兄长。现在,他的兄长挚继承了父位,而尧被封到了同样是后人给起下名子的地方——唐,做起了唐侯。

      我内心清亮起来,赶忙趋前迎接。尧微笑着从我身旁走过,走向东部的丘陵。

      尧来到了浍水上游南支流上一个村落,在这里用茅茨搭建起房屋(被后人叫做宫殿)居住下来。这个村落因烧造陶器被叫作元宝村,又因尧王建都而改称九龙神村,后来更直接叫作尧都村,一直沿用至今。尧很快和当地的居民熟络起来,他探索日月星辰的运转之道,按照时序教民稼穑。他在远离河水的地方,根据蚂蚁钻穴的启示,教民掘井饮水,使先民不再依赖河水而居住。雷电击中山林,他带领民众扑救山火……而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尧都一带发达的制陶业。这里的先民依靠得天独厚的坩泥制作陶器,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但是,细心的尧对此并不满意,他觉得陶工们制作的陶器又糙又厚,烧饭时不仅时间长,还常常被烧裂。他摇摇头,对身边的工师说,倕,咱们要改进技术,烧出耐用且好看的陶器。倕应一声诺。有一次,尧和倕看到孩子们玩耍,在胶泥中掺进了沙子,谁知烧出来的陶器不仅皮薄轻巧,还坚实耐用。尧由此受到启发,带着倕去陶窑,和陶工们一起实验,在坩泥中掺上沙子,利用倕发明的可以旋转的陶轮,将垅儿捏厚,底儿捏薄,涂上釉子,装进炉子进行封火烧制。出窑后一看,烧制的陶器不再是低温形成的红陶,而是高温形成的灰陶,再一试用,锅儿烧水不裂了,加热也快了。后来,在尧的指导下,他们进一步改进技术,为了放稳这些器皿,锅的下部做上三只奶头状的脚,还在陶器上刻画蛟龙图案,使之精美耐用,名扬一方。


      古人将这种锅儿叫鬲,后来叫砂锅,属于砂器类。砂器和陶器相比,在远古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文明初始阶段,可谓是制陶业一次飞跃性革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将先民从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加快了文明演进的脚步。由此,这一带先民因善事陶器而赢得了一个尊贵的氏族称号——陶唐氏。

      尧在唐地增长了才干,养成了德望,为他随后登上部落联盟首领的交椅做着角色的历练与铺垫。机会终于来了。

      “帝挚立,不善,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权威的《史记》这样写道。但是挚怎样不善,司马迁没有讲明。一种温和的说法是,和弟弟放勋相比,挚自感能力不足,便将帝位传位给了弟弟;而另一种(如柏杨)比较残酷的说法是,帝挚是一位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暴君,在一次政变中被杀害了。不管怎样,现在轮到尧去接任了。陶唐氏的先民依依不舍,成群结伙赶来送行。我目送着尧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仰。正是有了尧的封唐,才使翼城的历史有了丰富而高贵的内涵,从此不再那么混沌,不再那么笼统。

      尧随后翻越过崇山,在崇山之阴、平水之阳的陶寺建都登基,成为部落联盟首长,开启了一个更有作为的伟大时代。

      而他在陶唐部落遗留下的尧都砂锅,成为历史进程的显著文明印记,同时也为翼城制作了一张具有历史承脉的响亮名片。山西有阳城、阳泉、浑源和翼城四大砂器产地,而翼城的砂锅以其皮儿薄、做工细,成为药锅及炊器中的上品,在山西以及周边省区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在乾隆的“千叟宴”上曾被作为贡品享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外地上学时,当问及故乡,我答:翼城。总会报以戏噱般的回应:“翼城砂锅片子”。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称翼城人为“砂锅片子”,带有揶揄嘲讽的意味,但当我真正理解了“砂锅片子”的来历,我倒觉得,这其实是对翼城人的最高褒赏。

      尧走了,但他没有忘记曾经生活、工作过的陶唐部落。若干年后,他将其子丹朱封于唐做了唐侯。丹朱本是尧的次子,因长子监明早亡,便升为长子。他来到唐地后,在西部一带较为平坦的地方建起了都城,后来,这个都城演变为一个村落,叫唐城村。现代出土的“古都唐城”和“陶唐遗风”两块石刻门额被保存下来,成为佐证。

      但以儒家主导的历史并不看好丹朱,以致到了司马迁那里,还把丹朱描述成“顽凶”、“不肖”的模样。而在翼城人的传说中,丹朱的形象却大为改观。翼城县城北约十里处有丹山,俗称丹子山,相传是丹朱始封地。当地有个美丽的传说,言山上有鸟,其状如鸡,五彩而纹,名曰凤凰。凤起于丹山,旋栖止于此,所以附近有村子名曰凤架坡。这个传说暗喻丹朱很可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形呢?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儒家史学的一个大阴谋。众所周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听起来很感人,很动听。《史记》为了编圆这个故事,还借尧之口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即放弃了传位于丹朱,而“卒授舜以天下”。儒家为了打造“尧天舜日”的太平盛世,塑造尧舜的美德形象,就不得不贬损丹朱了。其实,在尧舜时期,私有制已初显端倪,而私有制出现后的权力更迭基本上都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完成的。有史家在历史的夹缝中寻到了迥异于儒家正统的历史版本,古本《竹书纪年》称:“舜囚尧于平阳……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子相见也。”也就是说,舜软禁了尧,赶走了丹朱,夺取了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权。所谓禅让,不过是儒家为了推行其“仁爱”、“仁政”,抹掉了历史竹简上的血迹,粉饰了历史进程的太平。

      倘如此,那丹朱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大、蒙冤时间最长的冤案。清代文人王愫曾来到翼城唐城村寻访古迹,作《故唐城吊丹朱》诗:“迢递房陵下,宾虞旧国荒。当年曾祠帝,此日尚名唐。古庙唯秋草,孤树半夕阳。今人称‘不肖’,怀古恨偏长。”这种穿透历史的深邃目光,令人感佩。

      丹朱之后,陶唐氏一直延续了大约1300年。

      我在一路行走的时候,时间概念变得极其恍惚。一些历史事件尽管后来被文字记述下来,但那都是在传说的基础上记录的,包括《史记》的一些记述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据说我国很早就有“瞽史”这个行当,也就是瞎子说书,犹如古希腊的瞎子荷马传唱史诗一样,他们把经过自己加工过的历史故事一代一代传唱给后人,至于历史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传说的历史进行质疑,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渠道获得真实的历史。传说毕竟是历史的影子,某种情境下,比儒家出于政治需要编造或者歪曲的历史更接近客观和真实。

      无论如何,商周之后,全国各地如星火般的文化遗址表明,先民在不同的区域共同生存、发展,而以陶唐氏为代表的晋西南的先民却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创造力,引领着古代文明一路奔跑了上千年。这是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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